汉藏语音系学意义上的“声调”不仅包括调高、调形、时长，还包括发声态。不考虑发声态就永远无法拟出、念出正确的中古声调。
古人云：
平声哀而安
上声厉而举
去声清而远
入声直而促
古人又云：
平声平道莫低昂
上声高呼猛烈强
去声分明哀远道
入声短促急收藏
如果不把声调理解为调值，而是理解为发声态的话，这4句话就显得不那么故弄玄虚了。朱晓农已经论证了中古汉语的上声是张声（fortis voice），时长自然就短。那么，平声自然就是常态浊声，“平”可能并非平坦之意而是平常之意。去声可能是音节尾带气流的调，时长自然比较长。入声短促，自然带有一定的张声性质。平仄的对立似乎就可以视为是常态浊声和其他发声态的对立。
（因为不了解发声态理论而嘲讽古人的描述是“故弄玄虚”，这是明明现代人的局限，而不是古代人的局限啊！）
至于调值呢，可能是不太有所谓的事。中古方言之间调值肯定有差异，即使是同一方言内部调值也很可能存在复杂的变异（例如35和4353都是北京话的阳平），除了日本人的描述外几乎就没有对调高的描述了（似乎也说明当时的汉语母语者觉得调值只是发声态的伴随特征），这导致我们在捕获到中古汉语母语者之前无法构拟出确切的调值。
唯独上声可以讨论。张声通常伴随高调域，张声可能具象化为先喉塞、中喉塞或喉塞尾。鉴于影母为独立的声母，所以上声不能体现为先喉塞，那么上声应该是音节后半部分紧张（见：中古汉语影母三等和云母是怎样对立的？）。这可以等价为上声的结尾处于高调域，再考虑到上声作为短调不太可能是真性的曲折调，那么上声就只能是高平调或升调了。
以上所讲是早期中古汉语（如《切韵》音系）四声的情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浊声母的弛声（slack voice）性越来越显著，并且使韵母也弛化，乃至变成了清声浊流音节（声母不怎么带声，韵母是弛声），早期中古汉语的“四声”式发声态之别就被“阴阳”式发声态之别取代了。最为显著的是全浊上归去：上声调的张声性和全浊声母的弛声性不能在同一音段上共存，于是音节前半段的弛声性渐渐吞没了音节后半段的张声性，最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弛声仄舒调，并且与阳去调无别了。次浊声母（浊响音）容易读成先喉塞式的张声，而全浊声母（浊塞音）较难这样，因此发生浊上归去的只是全浊，次浊则因为保持了张声而和清上声合并了。
北系官话和中原官话全浊入归阳平，也是全浊上归去的又一次体现：弛声挤掉了喉塞尾张声。只是那时的阳去调可能弛声性已经消失，因此并入的是仍有弛声性的阳平。同时，上声的张声性质可能也保留得比较久，所以清入声成为喉塞尾张声之后在《中原音韵》式方言里归上声。如果入声的喉塞尾非常坚挺，在全浊入里没被弛声挤掉，那就是南系官话的那样了。
音系学的弛声可以是生理学的耳语浊声（whispery voice）也可以是气浊声（breathy voice），即生理学的耳语声（whisper）或清气流与常态浊声复合而成的发声态。如果弛声里的气流较强，那么就很可能使声母送气，晚期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已经不带声，那么这种送气自然是清送气。这形成了有趣的清送气声母-弛声韵母音节——犹如南昌话塞音声母的阳去调，如“洞”[tʰʊ̤ŋ̤˨˩]（弛声只是阳去调的伴随特征）。再后来，弛声消失之后，送气的阳调就变成了普通的清送气——官话的平分阴阳完成了。不同方言里弛声在四声中的强弱不同，因此产生了古全浊声母在四声中是否送气的差异。
至此，我们已经看过了“辅音”对声调的两轮影响：第1轮是上古的“辅音尾”演变成了后来的“四声”式发声态，再后来变成四类调——简言之，韵尾分调；第2轮是浊声母演变成了“阴阳”式发声态，再后来变成两类调——简言之，清浊分调。其实有些方言还存在第3轮影响：送气分调，别忘了清送气在音节意义上也是一种发声态呢！
（写于I7.13，首发于知乎专栏·凭风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