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Ws-377 中古汉语二等韵构拟新说——二等咽化论

本文介绍Diachronica(《历时语言学》)2026年8月18日新发表的论文Reconstructing pharyngealized vowels for Qieyun Division II in Middle Chinese(《中古汉语二等咽化论》)

论文在线网址:https://www.jbe-platform.com/content/journals/10.1075/dia.25018.wan
全文下载可访问:https://elcl.nankai.edu.cn/pub/wang-2026-division-ii.pdf

音韵学研究将中古汉语的音节分为一等至四等,等的不同代表着介音或主元音的音质有异。其中,二等韵的音质究竟如何构拟,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有些构拟方案并未给二等韵构拟独有的语音特征或介音(如Karlgren 1922;Baxter 1992;黄笑山1995),有些则为其构拟独有的特征或介音,可按音色分为四类:硬腭音色(如Karlgren 19151926;Lamasse & Jasmin 1934;王力1985)、软腭音色(如郑张尚芳1987;许宝华、潘悟云1994)、r音色(如Pulleyblank 1984;Starostin 1989;黄笑山2002)以及咽音音色(Gong 2018)。论文认为,这些方案分别能够解释二等的部分现象,但很难同时解释二等的全部性质;如果想要得到完善的构拟方案,应该先把中古汉语时期二等的各种性质系统地整理出来作为判据,再评判哪一种构拟和二等的性质最吻合。

二等有哪些性质?

论文从押韵、反切、对音、共时分布、古今演变诸方面寻找证据,将二等的性质归纳为七点:是元音的附加特征、使元音低化、使低元音前移、使e略微后移、与前低元音相容、与小舌音相容、与卷舌音相容。下面逐一简述。

二等是元音的附加特征(additional vowel quality),而不是元音的基本特征(高低、前后、圆唇性),也不是独立于主元音的介音。理由有五:(1)在南北朝中期的韵文中,多数二等韵变得明显趋于独用(王力1936;周祖谟1996),例如山韵从先仙韵中独立、删韵从寒韵中独立,这说明二等韵的主元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独立的音质;(2)如果仅把二等理解为元音的基本特征(如较低的前元音),就会产生不自然的多重元音高度对立,而且无法解释作为二等韵的江韵为何只与后元音韵部相押,这说明二等不能仅仅是元音的基本特征;(3)二等字的反切多使用一四等字作为反切上字,指向二等字和一四等字一样没有介音;(4)《切韵》系韵书的反切上字倾向于选取韵母简单的字(陆志韦1963;黄笑山2012),而二等字很少用作反切上字,指向二等韵发音复杂;(5)梵汉对音和万叶假名选取的汉字,在不受声韵组合限制的情况下少用二等字,也指向汉语二等韵具有外语所不具备的附加音质。

二等使元音低化(vowel lowering)。隋朝期间,二等重韵(如山和删、耕和庚)发生合并,并且合并方向是中元音并入低元音。论文指出,与一等重韵的低化合并(如覃和谈合并)相比,二等重韵的低化合并在时间上发生更早、在地域上分布更广,说明二等有其独特的元音低化作用。

二等使低元音前移a-fronting)。这一作用体现于三点:(1)上面提到的南北朝中期低元音二等韵主元音与对应一等韵分离(如删韵与寒韵分离),成为前元音,并且在日语吴音中对应为e;(2)在北方官话方言中,低元音二等韵牙喉音开口字产生i介音,且《蒙古字韵》和一些方言反映这些二等字产生i介音后与韵图四等(具有腭化声母)同类,而不同于韵图三等(具有普通声母)(张光宇1993;刘海阳2017;麦耘2022);(3)低元音二等韵见组开口字的腭化现象在越南汉字音(阮大瞿越2011;Shimizu 2020)、壮语老借词(张均如等1999)、宾阳平话(曾晓渝2021;滕济民2022)中同样出现,说明二等明显的腭化倾向并非北方独有。论文分析,二等的腭化倾向源于其使元音的性质。

二等使 e 略微后移(slight e-backing)。梗摄二等在官话中常不发生上述腭化(王洪君2017),如等字;梗摄二等在越南汉字音、壮语老借词和宾阳平话中则一律不发生上述腭化。梗摄这一特殊性前人多有留意,但少有令人满意的解释。论文注意到梗摄在唐代通语中主元音发生高化变为e~ɛ(许树妙2023),并提出梗摄二等因此脱离了二等使低元音前移作用的影响。论文进一步指出,二等应具有使e略微后移的作用,才能解释梗摄二等的弱腭化倾向。

二等与前低元音相容(compatibility with the low front vowel)。隋唐时,麻、庚、陌韵的二等字和三等字完全通押,这要求二等的附加特征要能与前低元音共存,并且不能明显改变前低元音的音质。

二等与小舌音相容(compatibility with uvulars)。水语、苗语、白语、鄂尔浑突厥语、粟特语的汉语借词(例子见下表)体现早期中古汉语见组一二等字的声母音值为小舌辅音,这要求二等韵要能自然地与小舌声母相拼。

二等与卷舌音相容(compatibility with retroflexes)。二等与卷舌声母(知庄组)之间关系密切,前人已有很多讨论(如Pulleyblank 1984;黄笑山2002;麦耘2022),这要求二等韵要能自然地与卷舌声母相拼。

咽化是什么?

在继续讨论二等之前,论文暂时离开中古汉语,先在语音学方面厘清与咽化及RTR(retracted tongue root,舌根偏后)相关的概念。

一词涉及多种不同的次要调音动作,论文从其对元音音色产生影响的角度建立框架,为的类型提出三种典型:小舌–咽化(uvulo-pharyngealization)、硬腭–咽化(palato-pharyngealization)和垂直RTR(vertical RTR)。前两个称呼出自 Bellem(2008),直RTR则是本论文新创。

小舌–咽化对元音带来偏低偏后音色,见于阿拉伯语、德语方言以及羌语北部方言,其音色源于舌面舌根的共同后移。硬腭–咽化对多数元音带来偏低偏前音色,但对非低的前元音带来偏低和略微偏后的音色,见于东北高加索语系。垂直RTR则只带来偏低音色,对前后(第二共振峰)没有明显影响,见于非洲的Akebu、Maa、Tima等语言,其音色源于舌根后移。也有语言存在小舌–咽化和垂直RTR的混合,可视为更广义的RTR。

论文着重介绍了硬腭–咽化。硬腭–咽化元音具有特别的双拱形(double-bunching)舌面姿态——舌背凹陷造成了舌面前部拱起和舌根后移(Catford 1983;Moisik 2013):

舌面前部向硬腭拱起,会为多数元音带来偏前音色;但是对于非低的前元音,这一姿态反而使元音难以达到足够前的位置,产生略微偏后的音色(Hussain & Mielke 2021)。论文称之为后二重(fronting–backing duality)。下面视频展示了硬腭–咽化元音的发音:

硬腭–咽化作用还零散见于阿美语、内陆萨利什语等世界语言。这种双拱形姿态也与美国英语r以及汉语儿化音的一些变体很接近,它们都能导致第三共振峰降低。论文进而提出r音可通过舌 > 舌面拱起 > 咽的路径演变为咽音。

二等是什么?

论文将开头介绍的各家对二等的构拟细化为七种音色——无特殊音色、硬腭音色、软腭音色、卷舌音色、小舌–咽音音色、硬腭–咽音音色以及垂直RTR音色,并将它们与上面总结的七条性质逐一比对:

结果显示,硬腭–咽音音色是唯一一种与七条性质全部吻合的候选特征,特别是只有它具有后二重,能同时使低元音前移而e后移。其余方案则只能解释二等的部分性质。论文还重审了当前有较大影响的软腭介音论(为二等韵构拟ɯ~ɰ~ɣ介音),指出软腭动作与小舌音冲突,且该理论需要额外假定软腭介音通过异化作用使元音前低化,而异化作用在共时层面和类型学上都存在问题;软腭介音论也难以解释二等韵为何比普通三等韵(有ɨ介音)具有更强的腭化能力。相比之下,认为二等为硬腭–咽音音色,则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自然地解释更多现象。

下面,论文提出完整的等咽化(pharyngealization theory),构拟二等韵在各时期的音值及演变。

二等咽化论

论文认为《切韵》二等韵以咽化元音为特征,为《切韵》音系构拟三个咽化元音eˤ(用于耕佳山咸等韵)、oˤ(用于江觉韵)、aˤ(用于庚麻删衔等韵),并论证了其中的aˤ与普通的前低元音a在声学或感知上非常接近,因此麻、庚、陌韵的二等字(主元音为aˤ)和三等字(主元音为a)可以自然通押。《切韵》音系的元音格局得到优化:

(对《切韵》音系全部韵基的构拟见本文末尾)

接下来,论文呈现二等韵从古至今的演变。罗杰瑞(Norman 1994)将上古汉语一二四等音节构拟为声母,Baxter & Sagart(2014)记作 Cˤ-,此假说已获得较广泛的认可。本论文认为,在上面提出的框架下,该声母应视为RTR声母,记作 C̙-。RTR声母的低化作用使上古一四等韵高元音到中古发生低化(Schuessler 2006;Ferlus 2009):C̙i, *C̙ɨ, *C̙u > *C̙i̙, *C̙ɨ̙, *C̙u̙ > 早期中古Ce, Cə, Co。二等的上古来源是 -r- 介音,而论文提出,RTR声母也会促使 -r- 产生咽化变体 -rˤ-,最终在早期中古汉语的肇始阶段变为咽介音 -ʕ-:C̙r- > C̙rˤ- > 中古肇始 Cʕ-。二等韵的 -r- 介音退化正与一四等韵的元音低化平行。此后,这一咽介音与主元音融合 ʕV > Vˤ,成为早期中古汉语《切韵》时期的咽化元音。同样的融合在马耳他语中也有发生(Puech 2018),可作为一个现实例证。

从早期中古到晚期中古,二等韵的主元音在咽化的作用下低化为aˤ。论文将aˤ引入蒲立本(Pulleyblank 1984)构拟的晚期中古汉语韵母体系,并将aˤ在音位层面分析为 /ʕa/,其以 /ʕ/ 介音音位的有无与一等区分。这样一来,晚期中古汉语韵母构拟的系统化程度大大提升:一至四等各对应不同的介音音位,同一摄中的各等韵母都具有相同的主元音音位(完整构拟也见本文末尾)。

从晚期中古到近古官话,硬腭–咽化的后二重使牙喉音开口二等的多数字(主元音为a)声母腭化,同时梗摄字(主元音为e~ɛ)不倾向于腭化。硬腭–咽化使软腭音腭化的现象在东北高加索语系Lak语中有报道(Anderson 1997)。同时,二等也迎来了其终结:宋代《声音唱和图》显示一二等的界限发生重组,这一音类正在消解;之后,一二等之间原本的语音差异要么消失,要么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对立,二等彻底失去其独立地位,中古汉语的系统就此告终。

小结及部分附录

二等咽化论中,二等韵的演变可清晰概括:上古 C̙rV > 早期中古肇始 CʕV > 早期中古《切韵》音系CVˤ > 晚期中古 /Cʕa/ > 后续的腭化及消失。该理论不仅能够将二等韵多项看似分散的性质统一起来,还能够优化早、晚期中古汉语的韵母系统构拟,完善二等韵从诞生到消失的完整语音史。

论文最后将二等咽化论类比于原始印欧语构拟中的喉音理论(laryngeal theory):二者都是通过引入在现代后裔中已经消失的成分,来更好地解释语音史。正如喉音理论已成为原始印欧语研究的一项基本假说,作者相信二等咽化论也有望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假说。

论文附录内容丰富,作者从二等咽化论出发,给出了中古汉语的更多构拟,包括:

A.1 构拟中古汉语等类系统的两种方案:ATR方案和RTR方案
A.2 早期中古汉语等类系统的构拟
A.3 晚期中古汉语等类系统的构拟
A.4 等类系统从早期中古到晚期中古的演变

B.1 改进后的《切韵》声母系统构拟
B.2 改进后的《切韵》韵基系统构拟

C.1 晚期中古汉语十六摄的音位构拟
C.2 韵基系统从早期中古到晚期中古的演变

下面给出B.2和C.1中的表格(表下注释从略;B.2中斜体字系白一平转写),供读者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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